曾是“天字第一号工程”

元丰七年十一月,身在西京,提举嵩山崇福宫事的端明殿大学士、太中大夫、上柱国、河内郡公司马光,向东京城内的大宋官家,上呈了《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并进表以闻。

提到《资治通鉴》的编者司马光,大家都想到司马光砸缸,但历史常常以讹传讹。要知道唐宋以前没有缸,制缸的温度要达到1300℃-1400℃,那时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缸是后来才有的。因此,司马光砸的不是缸,是瓮。

于皇城睿思殿内翻阅《通鉴》的神宗皇帝,览之无不震撼,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亲作书序,特赐名为《资治通鉴》。

司马光小时候有砸瓮的智慧,长大后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他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一位礼学家,他写了一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教范本——《家范》。宋神宗时,他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于是离开朝廷,在洛阳一待就是15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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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被两位皇帝列为“天字第一号工程”。但它非常难读。难读到什么程度?在这本书问世后的17年里,只有一个人通读过。司马光曾说,很多人都夸我这部书写得好,一问好在哪,他们就露馅了,因为他们没读过。

自熙宁三年九月,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自请离朝出任地方,之后避居洛阳专心学问一心著书,违离阙庭,十有五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方才将上起战国,下终五代,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华夏历史,编纂成为二百九十四卷的皇皇巨著。

《资治通鉴》边修边呈,这个书名也是皇帝赐的,因为神宗认为该书有“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功。书中写了16个王朝的历史,要点突出,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司马光都作了精心的选择。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宋朝人面对的是“十七史”,普通人不可能完整通读。于是,时代呼唤简明史书,但简明不能简单,所以既要“博”,还要得其“要”。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参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参考了好多正史之外的书。有人统计过,《资治通鉴》参考的书有359种之多。

《资治通鉴》在史学中的地位不赘多言,单以其“鉴盛衰,法善戒恶”的治政思想,就为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所看重借鉴。

学不了成功,可借鉴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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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采用的是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再现历史,唯一推进的线索就是时间。它把历史上相干和不相干的大概率、小概率事件都呈现出来。曾国藩对《资治通鉴》研读了一辈子。他这样评价:“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他认为读《资治通鉴》可以开拓心胸。

但诸位可知,司马光为何要将《资治通鉴》的起始时间,选定在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我读史这么多年,总结了一点就是谁的成功都无法复制。那些成功学、心灵鸡汤,你真要复制是不可能的。那么读史应该读些什么?读人家失败的教训,然后借鉴这些教训。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救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資治通鉴》就如同一面镜子,它不仅告诉你历史事实,还告诉你原因以及如何辨别好坏。

作为大宋帝国的主要执政者之一,司马光此举又包含了哪些政治深意呢?

毛主席也说过:“《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

三家分晋,礼崩乐坏

威烈王二十三年 戊寅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资治通鉴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这一年的华夏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令司马光大感礼制大崩,纲纪大坏的大事。

天下共主的周天子,册封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赐全副黼[音辅]冕圭璧,一时间原为晋国封臣的赵、魏、韩三家,堂而皇之的成为周室列土封疆的诸侯国,无论名实,都已彻底将晋国瓜分殆尽,史家称之为“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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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三家分晋”之前,虽然周室经幽王、厉王失德,国势日衰,可“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的君臣名分、礼法纲常仍在,社会秩序犹存。

可随着三晋强盛,以大夫之位凌驾国君之上,而本应是维护礼法为天职的周天子,居然认可了赵、魏、韩三家的“悖逆”行径,加封侯爵,自坏周室根基,开“坏礼”之先声。

以至于司马光呜呼哀叹: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害糜灭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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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陵上替,君臣的名分大坏,这是司马光认为周室之所以衰败的关键原因,若维护国家纲纪法统的“礼法”崩坏,那么天下又怎能不混乱呢?

所以司马光将“三家分晋”这一历史事件,作为划分春秋与战国的分界岭,标志着“礼法”崩坏下的大争之世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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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以“三家分晋”作为《资治通鉴》的开篇故事,也不独独是为了表明礼法败坏的开始,更是为了体现司马光儒家治国理念中的“礼治”和“德治”思想。

以“礼治文化”为中心

《资治通鉴》中的治国理念

一、编书的目的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是什么呢?

诚如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所说的那样:

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几,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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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司马迁“通古今之变”作《史记》,班固“断汉为代”写《汉书》以来,历朝历代都会编纂史书,且通常后代为前朝所作。宋之前的史书,除了《史记》和《汉书》外,正统的史家之作还有《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南史》、《北史》、《隋书》、新旧《唐书》等等一大堆纪传体史书。卷帙浩繁的正史,寻常人通读都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更别论日理万机、操劳国事的君王了。

为了能让皇帝快速的从史书中得知兴替之道,盛衰之理,于是司马光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编纂了一部编年体史书,专为执政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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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资治通鉴》最初就是为大宋皇帝特意编修的,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方便皇帝从中汲取治国思想。

知道了这些,我们再回头看《资治通鉴》的开篇,你就会发现这不正是司马光治国之道的直观体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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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家的“礼治”

何谓礼?纪纲是也。

《左传》上言:“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也。”

可见“礼”具有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内涵。

因而儒家学说大兴以后,“礼”也成了儒家一贯主张的为政基础。儒家经典《礼记》便对“礼”和“礼治”的内容进行了明确: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记
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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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周公“制礼作乐”以来,礼治一直是维系周室天下有序运转的重要法则。所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开始混乱,才有孔子一生奔走,致力于恢复周礼,并发出“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感叹。

司马光不叙述周朝前期历史,宁肯让“周纪卷”不完整,也要警醒皇帝,作为最高执政者,放弃礼治,其后果就是诸侯称雄,天下纷扰,国将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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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便清楚明白的点出这一点:三晋之事,《通鉴》取为篇首,且深以礼与名分为言。

有“三家分晋”这一前车之鉴在,司马光以史家春秋之笔法,将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根本之道,着重点出,“礼治”已经上升到全书立意的高度,而“礼教关乎兴衰”的论点呼之欲出,以三晋开篇更显司马光的良苦用心。

除了礼治,司马光在叙述三家分晋时,另辟蹊径,以失败者智伯为视角,展现三晋分立的过程,更是将儒家的另一重要思想,“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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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儒家的“德治”

熟知三家分晋这段历史的朋友,都应该清楚,赵魏韩三家实际上瓜分的是智伯的土地,晋国国君早就名存实亡,智氏实力最为强大,“晋国政皆决智伯,晋哀公不得有所制”。在《史记》中,三家分晋的主要故事,正是赵氏联合魏、韩两家攻灭智伯,方才奠定三家开国的基业。

但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却迥异于《史记》以赵家为主线,成功者的角度书写这段历史,反而着重描写极盛一时的智伯是如何失败的,这就突显出了儒家德治的核心思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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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借智果(晋国大夫,智氏家族军师)之口点出了对智瑶的评价: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

智瑶什么都好,形象好、武艺好、才艺好、口才好、性格好,看起来是智氏杰出的继承人,可唯独智瑶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便是“不仁”。

按照儒家的划分:德才兼备为圣人;德胜才者为君子;无德无才为愚人;才胜德者为小人。智瑶就是儒家意义上标准的“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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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小人”对家国有什么危害呢?

智果又说了: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

司马光借智果之口很明白的劝诫为政者,即便你再有才,可无德,那么必然招致国家的败亡(智伯的败亡就是很好的案例)。

说的这,你会发现,司马光正是借“智伯败亡”的故事,向世人树立了儒家思想的普世价值观,为人要“仁”,为政更要“仁”,道德永远摆在政治的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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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以“礼治文化”为中心,以“名分论”和“才德论”为基本点。“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就是开端,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后来的战国纷争。“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一个人的教养,就是礼的体现。人的教养,就是礼教;社会公德,就是礼制;国家的礼,就是礼治。

结语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经学大兴,到北宋时期,开国的太祖皇帝赵匡胤,鉴于唐末五代藩镇之乱,崇尚文治,儒学的地位自然随之水涨船高,经仁宗之后,儒学已经发展到前代不能企及的高度,朝中要员皆儒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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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秉持儒家治国之念的司马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自然要夹带当时政治立场,对历史进行修正解读。“三家分晋”作为开篇故事,以战国代周纪,就是为了强调,违背儒家“礼”的制度和“德”的价值,必然会使国家出现混乱、动荡的局面。

正如司马光在开篇议论中所说: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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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儒家思想作为时代主流的大背景下,对官方史书产生的影响,定下的基调

每个人都应该讲规矩,很多人一开口就说错话,这是失礼。中国人讲礼要“厚人薄己”,要讲究辞让。中国人尊称对方足下、阁下,就是显得自己比对方低。孩子见了大人,要叫对称谓。如果不叫,就是没礼貌;如果叫错,更会让人不高兴。

关于名分,“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每个人都有名分,名分不能乱。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强调人与人的不一样。名分之外,就是才德。“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能干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品行不好,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司马光认为,《资治通鉴》最核心的为政为人之道可以概括为“六言五规”。所谓“六言”,指“仁、明、武,官人、信赏、必罚”,所谓五规,指“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六言”中的“仁、明、武”指的是为政者的德行修养,“官人、信赏、必罚”讲的是行政管理方法,“五规”则讲的是工作作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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