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在国内一家新闻网上看到一则旧闻,标题是《苦笑往事: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讲的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旧事。因为没有注明信息来源,我刚读到这段旧闻时还不大相信,以为是虚构的讽刺笑话,但里面提到的人物都是真名实姓。经查找,这一旧闻来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7日第12版刊登的一篇纪实报道《国门开》,的的确确是一则真实的故事。

话说美国新闻舆论

2013/12/15 | 陈安| 阅读次数:2560| 收藏本文

摘要:美国舆论历来重视新闻自由,但在每年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美国却从未名列前茅。在世界179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多年并列第一的是北欧的芬兰和挪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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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舆论历来重视新闻自由,但在每年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美国却从未名列前茅。在世界179个国家和地区中,连续多年并列第一的是北欧的芬兰和挪威。

美国的排名,2012年是第48位,2013年是第32位,之所以不能排得更高,是因为在美国发生了一些违反新闻自由原则的事件,如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都有多名新闻记者被捕;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邮报》一名编辑被谋杀,联邦司法部对此案未加深入调查,凶手至今未受到惩治。

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美国每年都会及时公布,以此引起舆论充分关注新闻自由问题。媒体人士认为,新闻自由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着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说:“新闻自由不是一种特权,而是一个伟大社会里固有的、必不可少的东西。”

保障新闻自由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

美国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早在1787年就强调指出大众言论、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他说:“我们政府的基础是人民的舆论,如果要我决定我们应该要一个没有报纸的政府,还是要没有政府的报纸,我片刻也不犹豫,宁选后者。”后来,人们把他的这段话概括为“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使新闻媒体的重要性显得格外突出。

美国建国之前,北美殖民地实行英国普通法,人民没有言论、新闻自由。曾出现过一个着名案件,那是1733年,德裔出版商约翰·曾格在其创办的《纽约周报》上刊登了抨击纽约殖民地总督威廉科斯比的文字,揭露他因一名法官在一件要案中作了不利于他的裁决而将这名法官免职。第二年10月,曾格因所谓“煽动诽谤罪”被捕,9个月后才被审讯。费城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为曾格辩护,他并不否定《纽约周报》刊登了所谓的“诽谤”材料,但他要陪审团判定其内容是否符合事实,若是事实,即非诽谤。陪审团审核结果认为是事实,曾格因此被宣布无罪释放。

1735年,此案在美国开创了维护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先例,被誉为“美国自由的萌芽”,“费城律师”成了所有高明律师的代称。

在美国,新闻自由很早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776年,也即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二年,
弗吉尼亚州议会就通过了《权利宣言》,特别指出:“出版自由是自由的最重大保障之一,永远不得禁止,加以禁止的是专制政府。”当时13个州中有8个州都作了维护新闻自由的保证。

1789年,美国第一届国会通过美国宪法,随即又通过宪法前10条修正案,也即“人权法案”,其第一条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以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或剥夺言论、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这就是说,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集会和请愿权利都应得到保护,不得任意侵犯。后来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定,这条修正案不仅适用于国会,而且适用于各州各级政府。

在回顾历史时,美国历史学家们总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指出美国联邦或地方政府并未能一贯认真执行宪法修正案第一条,而曾多次颁布禁止或限制自由的法令,如:

1798年,国会通过《外籍和惩治叛乱法》,以此迫害持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政府曾把当时25名发表言论批评政府的报纸编辑逮捕定罪,如佛蒙特州报纸发行人里昂斯因批评亚当斯总统而坐牢4个月,交罚款1000美元。

1917年,国会通过《惩治间谍法》严格限制新闻自由,不仅对亲德出版物、德语出版物实行审查,而且还审查主张反战、提倡社会主义的出版物,对发表所谓“不忠、亵渎、谩骂”言论的人处以20年徒刑和1万美元罚款。

1936年,路易斯安那州长休·皮尔斯·朗为报复批评他的新闻界,规定对该州发行量超过两万份的报纸抽重税。

2001年,布什政府颁布《美国爱国法》,允许司法部门侵犯公民隐私权,偷阅其电子邮件,可以逮捕和长期拘押尚未证明有罪的外国人,也以“爱国”名义迫使媒体按政府口径报道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所谓“正当”的理由。

围绕新闻自由问题,美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诉讼案,也只有通过法律途径,人们才能正确认识这一问题,从而真正享受宪法修正案第一条所赋予的自由和权利。

1931年的“尼尔诉明尼苏达州”就是一个重要诉讼案。出版商尼尔的小报《礼拜六报》揭发了当地不少政府官员赌博、勒索、受贿等违法行为,明尼苏达政府根据该州的“禁止评论令”勒令该报停刊。尼尔因此告状,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利于他的裁决:州政府没有权利因为报纸揭露政府官员违法行为而禁止出报,根据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任何禁止行为均为违宪。

更有意义的是,此案裁决明确规定,“先行制止”,也即政府部门事先就下令禁止媒体发表这个、出版那个的做法,除非在涉及国家安全、战时军事秘密等极其有限的情况下,是违背宪法的。

这一裁决在1971年“纽约时报公司诉美国政府”一案中起了重要作用。越战期间,国防部机密文件《美国对越政策决策过程史实》的复制件由国防部一名前雇员提供给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尼克松政府知悉这两家报纸要发表这个文件的部分内容后,急忙来了个“先行制止”,下令不许这两家报社发表。纽约时报公司把状告到最高法院,所得的裁决是:报纸有权发表这些文件,政府不能“先行制止”。

这份五角大楼文件是1967年的文件,在“越战”打响多年后的1971年,其“机密性”已不复存在。最高法院支持《纽约时报》发表这个文件,其裁决指出,这个文件可以成为公众有关“越战”问题辩论的一种依据,“对公共事务进行公开的争辩和讨论,这对维护我们国家的兴盛极为重要。”

为新闻自由作出正确裁决

《纽约时报》跟美国政府打官司不止这一次。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最高法院就已支持该报,为新闻自由问题作出了正确裁决。

那是1964年“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一案,发生在声势浩大的民权运动时期。当时亚拉巴马州政府起诉小马丁·路德·金犯有“伪证罪”,《纽约时报》受托在广告栏整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留心他们高涨的呼声》的文字,旨在筹款为这位民权运动领袖辩护。文字描述了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警察追捕民权示威者的行为,称之为“前所未有的冲向和平游行队伍的可怕浪潮”,有个别地方说得有点夸张,如说警察“包围了校园”,有个别地方写得不够准确,如把警察4次逮捕马丁·路德·金说成“7次”。

广告并未提到蒙哥马利公安局长沙利文的名字,可沙利文认为此事有损于他及其公安部门的名声,要求《纽约时报》撤回这则广告。《纽约时报》则在复函里要求沙利文说明,他怎么会觉得广告所指摘的就是他。沙利文没有回答,却在几天后以“诽谤罪”向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起诉《纽约时报》以及广告里提及的4名黑人牧师,结果州法院判他胜诉,要求《纽约时报》交付50万美元“损害赔偿费”。

《纽约时报》应亚拉巴马州长的要求,刊文宣布撤回这则“有损州长名声”的广告,同时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控告索赔的沙利文,因为广告并没有提及他的姓名,毫无伤害他的意向。该报也申辩说,如果一家报纸必须对每一个政府官员受到的每一个批评都加以核实的话,新闻自由就必将受到严重限制。

联邦最高法院裁定亚拉巴马最高法院的裁决违反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并强调指出:“有关公共事务的辩论应该是没有约束的、活泼健康的、完全开放的,对这一原则,美国政府负有全国性的全部责任。”

裁决还指出,一个政府官员若要证明某家报纸犯有“诽谤罪”,他就必须拿出这家报纸“确有恶意”的证据,也就是说,要拿出这家报纸全然不顾事实、明知文字内容有虚假却还刊用的证据。

亚拉巴马州最高法院和公安局长,当然都拿不出这样的证据。州法院最后不得不撤销了要求《纽约时报》赔偿50万元的裁决。

当时,美国南部各州都已出现许多控告新闻机构“诽谤”的案子,要求赔偿的“损害费”共计高达3亿美元,以致使各新闻单位不再敢报道民权运动,或在报道时格外谨慎小心。《纽约时报》胜诉后,各新闻机构都自由而广泛地报道了民权运动的真实情况。从此之后,新闻媒体在报道或评论公众关心的事件时,大多都放下了怕被诉“诽谤罪”的沉重包袱。

在保障新闻自由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显然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大法官,从20世纪上半叶的路易斯·布兰代斯到20世纪下半叶的厄尔·沃伦,都竭力反对政府干涉言论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布兰代斯在为1927年一案的裁决中写道:

“那些为我们赢得国家独立的人认为,思你所思、说你所想的自由是发现和传布真理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没有言论自由,集会讨论也会毫无成效;有了言论自由,研究讨论通常才会有充分的抵制有害教条散布的作用;一个死气沉沉的民族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公众讨论是一种政治责任和义务;这应该成为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

这位犹太裔法学家此番话的意思十分清楚:让人们说他们想说的话,让人们自由热烈地讨论政治问题,让言论自由给这个国家活力和生气,别让一个民族因失去言论自由而变得死气沉沉。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原美国驻华联络处一等秘书、建交后担任美国驻华使馆新闻与文化参赞的约翰·汤姆森负责两国的文化交流工作。

1979年初在送走和迎来中美双方第一批留学人员后,汤姆森还要落实美国的“国际访问计划”,即每年选几十个中国人到美国访问,包括媒体、教育等方面的人士。

第一批,他邀请了北京5家颇有影响的媒体的国际新闻编辑。他当时想,“媒体很重要,访问美国后,可以写文章报道,传播信息。”出发前,汤姆森和美国使馆的几个官员请这几位编辑吃饭,跟他们确定访问路线,并安排在各个地点的访问内容。在汤姆森看来,媒体人士一定要访问纽约,因为那里是美国的媒体中心。他介绍完纽约的情况后,问眼前的编辑:“你们到纽约想看什么?”编辑们相互拐了拐胳膊肘,确定由一位稍微年长者发言。他非常郑重地说:

“我们到纽约去,最主要是想了解纽约市党委怎么控制《纽约时报》。”

33年后的2011年11月15日,汤姆森这位前外交官以美国加州大学北京中心主任身份接受了中青报记者王波的采访,他回忆说:

“我当时告诉他们,美国有两大党,但《纽约时报》不属于任何一个党,跟政府没有关系。但他们不相信,一脸疑虑。”

这段现在看似荒诞可笑的旧闻,却真实地反映出经历长期闭塞之后的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无知达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其实,相似的旧闻还有不少,如改革开放初期由中国政府派遣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由于出国前长期受到的政治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出国后的见闻立即使他们的观念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结果相当多数的中国留学生学成之后滞留不归。

然而,这段旧闻让我想到的主要是,就在北京5家有影响的媒体编辑访美之前的十多年间,《纽约时报》恰好经历过两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两次诉讼都涉及到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对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问题。第一修正案规定: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伸冤的权利。”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也是宪法修正案的重要促成者,他在1804年的一封信件中指出:

“人可以靠理性和真理来治理。所以我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向他开放一切通往真理的道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有效的道路便是新闻自由。”

第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1964年“《纽约时报》公司诉沙利文案”。

1960年3月29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声援马丁·路德·金和南方争取自由委员会的名为“关注他们的呐喊”的广告,广告描述了南部地区肆虐的种族歧视现象,不点名地批评了当地警方打压民权人士与示威学生的行为。由于审查者把关不严,广告部分细节失实。事后,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局长沙利文以诽谤为由,在当地法院起诉了《纽约时报》,初审最终判处《纽约时报》和四名牧师赔偿沙利文50万美元。

1962年8月30日,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驳回《纽约时报》的上诉,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保护诽谤言论”,维持原判。两审失利后,被各地政府官员相继提起的索赔几乎逼至绝境的《纽约时报》,请求联邦最高法院复审此案。

1963年1月,联邦最高法院同意复审该案。

1964年3月9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9票对0票,撤销了下级法院的裁判。这是在联邦法庭上首次将宪法第一修正案原则应用于州诽谤法。

由布伦南大法官主笔的判决指出:

在美国,参与公共讨论是一项政治义务,“对公共事务的辩论应当不受抑制、充满活力并广泛公开,它很可能包含了对政府或官员的热烈、刻薄、甚至尖锐的攻击。……本案中的那则广告,抗议的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主要公共议题,它显然有权得到宪法保护。”

这段话成为日后被频繁引用的经典判词。判决宣布了在美国,针对政府官员的诽谤言论,同样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美国不存在诽谤政府罪;强调批评政府和批评官员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个判决也改造了普通法中诽谤诉讼程序。此后,原告必须证明被告明知所言不实,存在重大过错,或者罔顾真相,明显不负责任。

关于该案始末,曾担任过《纽约时报》编辑和记者的安东尼?
刘易斯所写的《批评官员的尺度——〈纽约时报〉诉警察局长沙利文案》值得一读。

该判决显然受到美国哲学家米克尔·约翰的影响,他在1948年出版的《言论自由与人民自治之关系》里提出:

“人民讨论公共事务的言论应当享有绝对的自由,不受限制,公共言论是人民自治的基础,政府不应干预。”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设人权事务委员会,在2011年7月的第34号一般性意见中也指出:

“在涉及政治领域和公共机构公众人物的公开辩论情况下,《公约》尤其高度重视不受限制的言论。”

对政府或其官员的批评,即政治批评的自由正是民主社会的基石。

第二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宪法诉讼是1971年“《纽约时报》公司诉合众国案”。

1967年,尼克松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为了检讨陷入泥潭的越南战争的教训,命人组织了一个“越战历史专题组”,收集了几十年来的各种资料。

1969年汇集成7000多页的研究报告并被列为绝密文件,这就是后来被称的“五角大楼文件”。

1971年3月中旬,《纽约时报》获得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

为了揭露美国政府在越南战争问题上对美国人民的欺骗行为,《纽约时报》决定自1969年6月13日起以连载形式公布“五角大楼文件”的主要内容。6月16日尼克松政府以触犯联邦反间谍法为由,将《纽约时报》告到联邦地区法院。法官根据政府要求下达了禁止进一步发表文件的临时禁令。同日《纽约时报》在原来计划连载文件的地方换上了这条新闻:

“应美国政府申请,法官下令《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等待听证。”

在《纽约时报》停止刊登越战文件期间,也获得“五角大楼文件”的《华盛顿邮报》6月18日又接着连载文件。尼克松政府又把《华盛顿邮报》也告到华盛顿的联邦地区法院。之后其他一些报纸如《波士顿环球报》、《芝加哥太阳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相继刊登“五角大楼文件”。

6月25日,《纽约时报》在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上诉败诉后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在这个案件中担任《纽约时报》辩护律师的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所着《第一修正案辩护记》也有了中译本。

1971年6月30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支持《纽约时报》。“五角大楼文件案”最常被引用的经典内容是由布莱克大法官执笔、道格拉斯大法官加入的法律意见。其中指出:

“报刊是服务于被管理者的,而不是服务于管理者或统治者们的。政府审查报刊的权力已被废除,所以报刊将永远保持对政府进行谴责的自由。”“‘安全’这个词是广泛而含糊的概念,不应被用来废除体现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基本法。以牺牲信息自由的代议制政府为代价保守军事和外交秘密,并不能为我们的共和国提供真正的安全。”

“五角大楼文件案”后,十分恼火的尼克松总统建立了一个调查泄密的专门机构,“管子工小组”,这个小组采取了一些不正当手段调查为上述报刊提供“五角大楼文件”的艾尔斯伯格。艾尔斯伯格是原兰德公司雇员、曾参与过文件制作。这些不正当行为在后来的“水门事件”中曝光。在1972年总统大选中,为了取得民主党内部竞选策略的情报,以共和党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麦科德为首的5人闯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在安装窃听器并偷拍有关文件时,当场被捕。这就是着名的“水门事件”。

“水门事件”暴露后,尼克松总统有无直接责任问题成了焦点。尼克松的亲信用一切手段对付调查。《华盛顿邮报》的两位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穷追不舍,通过与代号为“深喉”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马克·费尔特的秘密接头,找到一些重要线索,并通过调查式报道曝光出来,最终对促使尼克松总统辞职起到关键作用。《华盛顿邮报》这两位记者的成就开创了美国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约翰逊总统的不道德交易。

在“水门事件”两年后的1974年7月24日“合众国诉尼克松案”中,联邦最高法院以8比0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裁决命令尼克松总统交出有关窃听的录音磁带,从而促使面临弹劾的尼克松被迫辞职。当时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4名是尼克松总统在任期间任命的,但在宪法原则问题上没有一位大法官对总统报恩。美国联邦法院法官为终身制——没有任期和法定退休年龄,因此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中高龄者居多。这个案件经典地体现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独立和权威:

没有一兵一卒、手无缚鸡之力的9位老人竟有权对美国总统——世界上最强大军队的总司令下达命令!

记得1995年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研究时,着名国际法和宪法学者路易斯?亨金教授就多次以这个例子来说明美国有尊重宪法和服从法院决定的“宪法文化”。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指出: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

美国也不例外,总统及其政府滥用权力的例子屡见不鲜。不过,在遏制总统及其政府滥用权力上,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和司法独立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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