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父亲和我们全家来说,史家胡同这所四合院才使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属于我们的家。

爱国人士章士钊的故居,51号宅院,位于史家胡同中部。是章士钊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住宅。

父亲生前常对我说:“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他在近一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经手过的钱财不可谓不多。然而,他乐善好施,没有给自己置一分地,买一幢房,银行里也没有存款。在我的记忆中,我们在上海住的两处房子都是他的朋友让出一部分给我们安身的。到了北京也是借住在朱桂老家。父亲常说的还有一句话:“我这一生,从无财富,但又从不缺钱。”而别人给了他钱,他又转手去给比他更需要钱的人。解放后,许多清末、民国的遗老遗少经济上没有了收入,都很拮据。他们来找父亲,父亲总是接济他们。为这事,母亲没有少唠叨抱怨。有时,父亲实在没钱了,就写信给周总理、毛主席请政府解决。

章士钊故居位于北京东城史家胡同,离王府井、东四都不远。胡同实在太寒碜,路过那里往往被忽视。然而,可别小瞧这条胡同,那里住过不少大人物,章士钊即是其中之一。

1963年起,毛主席以“还债”为由,每年春节送父亲两千元,父亲坚决不要。我转达他的意思,对主席说父亲当年为他征集的两万银元不是他个人的钱,是社会各界响应他的呼吁,为青年学生赴欧洲深造而募集的,所以他不能接受主席的还款。毛主席听后大笑,说:“行老就是这个脾气!他这个人真是两袖清风啊!”随即,毛主席对我说:“你这个共产党员也不懂我的意思吗?我哪里是真的还钱嘛!这钱是还不清的!那时候,党刚成立,经费非常紧张。行老这笔钱,我们派了大用场。一部分同志用这个钱去了欧洲,另一部分钱,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义,后来上了井冈山。这哪里是用钱还得清的?我是要给行老一点补贴。解放了,他没有那些财主给他钱花了,全靠工资。我知道他缺钱,他爱帮人忙,替共产党接济了不少我们照顾不到的人。我很感谢他,要给他一点补贴才好。”

章士钊曾任民国段祺瑞政府教育总长,当年绝对算得上是个人物。他曾居住在胡同中段,门牌51号,坐北朝南,原是一座三进四合院。1949年章士钊入住时,认为房屋太多,一家人住不了,遂将第三进院分出,在内务部街另辟街门,形成独立院落。

所以,这51号的四合院,当初送给父亲时,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个意思。他们知道父亲一生一直漂泊不定,到任何地方都是借房或租房住。1959年,周总理到东四八条54号去看望父亲。这时,总理才知道解放后十年,我们一家一直借住在父亲的老友、曾任袁世凯内务大臣的朱启钤老先生的私宅后院。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整整十年,父亲从未向政府开口要过住房。总理那次见到父亲拥挤不堪的书房兼客厅,感到十分吃惊,他连声自责,说对父亲没有关心到,这么多年,竟让父亲借居友人家中。回去后,总理立即报告了毛主席,并且指示国务院管理局为父亲找一个四合院住宅。本来,许多高级干部当时的宿舍都是四合院。但在母亲选定51号院之后,周总理又郑重其事地对父亲说他请示了毛主席,这房子是送给父亲的,感谢他对共产党的帮助和合作。父亲去世后,在北京的追悼会上,周总理又对我的香港回来的继母和美国回来的妹妹说51号院永远是父亲和他亲属的家。

现存建筑坐北朝南,宽敞的广亮门,首进西侧有倒座房五间,硬山顶屋面,北房三开间,后出廊,硬山顶筒瓦屋面。二进院正房三间,前廊后厦,两侧带耳房,东西厢房各三间,均为硬山顶筒瓦过垄脊屋面,抄手游廊连各房。院内种有海棠、梨树等果木,环境优美典雅。正房内装修精美,北抱厦的隔扇屏门,其顶部为楼阁式书橱,上带朝天栏杆,书橱由西次间内的楼梯上,室内碧纱橱窗。

其实,我当年和母亲一样并不大喜欢四合院。我在上海出生、长大,我更喜欢上海那些带花园的西式洋楼。我总觉得四合院太古老,住在里面似乎背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四合院也很不方便。尤其是冬天,从北屋到任何一排房子都要经过寒气袭人的院子。厨房那么远,冬天,把菜端到北房都凉了一半。记得有一年除夕吃年夜饭,彭阿姨炖了一大砂锅上海“全家福”——一只整鸡、一个蹄髈、一块火腿。在端着砂锅走过院子时,因为砂锅从火上刚取下,而当年北京的冬天比现在寒冷,这一冷一热,砂锅的底掉了,全鸡、蹄髈和火腿撒了一地。弄得这除夕夜很扫兴。

章士钊字行严,号秋桐,湖南长沙人,与毛泽东是同乡。辛亥革命后,任《民主报》主笔,南北议和南方代表,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主编《甲寅》周刊,与鲁迅先生有过“笔战”交往,曾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参加北平和平谈判。在上海时,担任海上闻人杜月笙的法律顾问,人称“行老”。章含之系民国军阀衙内的私生子,章老在处理这件家庭纠纷时,将她收留为养女,

但是这四合院毕竟是个家!尤其是在女儿妞妞出生之后,这偌大的院子里平添了无限的乐趣。我一生中给父母亲最宝贵的礼物就是这个小生命。搬进四合院时,父亲已是八十高龄,解放后,他的生活变得很简朴、单调,昔日在上海的那许多应酬都没有了,父亲除了出去开开会,偶尔会会友之外,大部分时间是看书,写他的《柳文指要》。他在这大大的宽敞的四合院里很舒适、很满足,真是过着他一生从未享受过的安宁。而妞妞的出生又为他的平静生活增添了极大的快乐。他和母亲对妞妞远远胜过了在我幼年、童年时代对我的关怀,那几乎是一种惯宠。不论妞妞犯多大“错误”,他们都能容忍。

解放后,章士钊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著作等身。他与毛泽东的关系非同一般,同乡固然是原因之一,更主要的是,1920年夏,毛泽东和蔡和森为湖南赴法留学生筹措路费,曾向章士钊求助。章慷慨资助,还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最后筹集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主席。后来一部分用作赴法留学生的旅费,剩下的由毛泽东携回湖南,作为开展革命工作的经费。文革期间,章士钊受冲击不大,因为受毛泽东的格外呵护,在万马齐喑的局势下,甚至破例给他出版一百多万字的繁体字《柳文指要》一书,还作为礼品赠送给到访的外宾,可见待遇规格之高。

对于我来说,这个院子使我真正感到温暖的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些可怕的岁月。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挨批判,周末被允许回家。家,这时成了我最温暖的避风港。守着年迈、祥和的父母,看着尚不谙世事的妞妞撒欢满院子奔跑,我真希望时光停止,再不往前,让我永远忘却外面疯狂的世界,让我停留在这充满人情、人性的四合院里,再不用回到我那曾经作出过多少奉献,而如今却是充满敌意的校园。

据传,文革时,章老受毛泽东之托,到香港会见国民党代表,可惜因气候不适,到港后即病倒,不久便谢世,没有再回到北京的史家胡同51号。

父亲在这个四合院里平平静静地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完成了最后的着作《柳文指要》。可惜他未能在这四合院里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1973年5月,父亲为了祖国统一大业,受命于毛主席,在九十二岁高龄时,远赴香港。我和大哥章可以及妞妞送他到港。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意思,安排一架专机送父亲前往。但是父亲毕竟高龄,到香港很不适应那里潮湿的气候,在我送父亲到香港后回北京前一天去看望他时,我已感到父亲想念他的四合院,希望早日回到他四合院的家了。那天下午,他显得有点伤感,拉着我的手说:“回去报告总理,我已经开始会晤台湾方面的朋友了。我尽快做完这些事,回北京。你转告总理,早点派飞机来接我回去。”父亲去香港是当时毛主席的一个惊人之举。

这所四合院之所以名噪一时,另外原因是,之后又住进我国外界战线的风云人物——乔冠华。乔冠华原配夫人龚澎,也是位出色的外交家,惜乎早年不幸病故。乔老爷形单影只,繁忙工作之余,时常喝酒消愁。这时,一名美貌出色的女性闯入他的视线,这就是刚踏进外交部门槛不久的年轻姑娘章含之,她曾当过毛泽东的英语教师。在热心人的促成下,这对年龄悬殊的恋人走到了一起。而乔的子女并不“认账”,几乎把老爸扫地出门,乔老爷只得颠颠的来到史家胡同“倒插门”。

九十二岁的“和平老人”以探亲名义去香港,中国政府却派出专机护送到港,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架降落在启德机场的中国飞机。可惜,父亲没有能等到总理派专机接他的那一天。6月29日,我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传达总理指示,说父亲在香港病倒,叫我立即准备随周总理指派的医疗小组乘专机去香港,接父亲回北京。当时决定7月2日启程,外交部已根据总理指示,发了紧急照会给当时的英国代办处,申请专机降落及人员入港签证。但是,就在7月1日凌晨二时左右,冠华打来电话说外交部值班室接总理办公室电话,父亲已在香港病故。他终于没有能回到他眷恋的四合院。

乔冠华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他雄辩的口才,爽朗的笑容,至今成为美谈。我国文革后期翻天覆地的外交风云,都与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有关,因此,史家胡同的这所四合院,也受到研究这段史实的人的特别关注。

51号院真正成为我自己的家是在冠华搬进来之后。还记得我们的爱情所面临的最早一次考验就发生在这四合院前院的传达室里。那是1973年5月,父亲去香港之后,国务院管理局决定趁父亲在香港,对四合院进行一次大修,等父亲回京,可以住上新装修过的房子。我暂时在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我和冠华正在恋爱。他工作之余来看我,我们就在那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相互间超越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感情上达到了完全的融合。我至今还常常回忆起在那简朴、拥挤的前院小屋中那些纯真的时刻。就在6月中旬的一天中午,冠华从部里下班后急匆匆到我的传达室住处看我。他从来没有在中午来过,因为他一天工作非常繁忙,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外交活动,所以回报房胡同家里吃完午饭都要休息片刻。

章含之回忆这段美好的婚后时光,写作了《我与乔冠华》《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等回忆录,先后出版,史家胡同51号,再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章含之在文章中详细描述在小院梨树柿树下,与乔老爷共同赏月,度过最后的美好时光,情感真挚,缠绵悱恻,令人唏嘘。

这一天,冠华神情慌张地进了我的传达室,我知道出了什么紧急的事。冠华说,上午开党组会,姬鹏飞传达说毛主席指示要派女大使,并且建议第一个女大使派他的“章老师”去加拿大。我第一次看到冠华那种无可奈何的失落神情。他一般都是充满自信的,而此时他却不知所措,问我怎么办。我几乎未假思索地对他说既然我承诺了对他的爱,我不会改变。他需要我,我会留在他身边。冠华用忧郁的眼光看着我:“可那是主席的决定呀!”我说由我来向主席报告吧。我知道在那个年月,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可能意味着什么,但我故作轻松地对冠华说:“我对主席说,如果我去当大使,那就派你去当我的参赞。”但是我们两人都笑不起来。后来,我向毛主席请求不去当这个女大使,毛主席并未坚持,但我知道他不高兴。一年之后的一天,在见完外宾之后,毛主席叫我随他到工作人员使用的休息室,他激动地对我说:“你不听我的话,你的心里没有我!”我紧张得不知怎样回答,后来我说:“主席,你这样说,我承担不起!全中国人民心中都有你,我哪里敢心中没有你!”毛主席没有说他为什么生我的气,但我猜那是我违抗他的指示,没有去当新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2009年章含之病故,关于这所四合院的归宿,余波未息。拥有史家胡同51号院产权的外交部,三次发通知要求租住在该院的章含之之女洪晃腾出房屋。洪晃答应搬出,不过,要求外交部支付30年的维修费。原因是,自乔冠华去世后,外交部作为房东没有对这个房子进行维修,所有维修费用由她支付。

有时候,我想起这风风雨雨的二十多年时,心里也有些茫然。当初,我在这前院传达室做出不去出任女大使,留下来同冠华结婚这个不假思索的决定,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事隔二十多年之后,我也仍然没有后悔。但是,我又禁不住感叹命运的捉弄。我假若当年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了加拿大,后来的命运肯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的。今天的我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经历后来的那许许多多的磨难和痛苦。说不定冠华的命运也不会那么惨烈!我隐隐约约地有种感觉,他后来的厄运,在庄严的人大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生前曾严厉批评他的指示,似乎多多少少和当年我们的叛逆是有点关系的。岁月流逝,二十五年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如今只留下前院传达室这无言的证人,证实着又一幕人间演绎着的为了爱情付出沉重代价的故事。

嗣后,洪晃在微博披露,已将“史家胡同51号”还给外交部,并称,最终法院指定评估公司评定总维修费用80万,由外交部支付。至此,经法院调解,“史家胡同51号”之争终有定论。洪晃从出生到12岁出国留学前,是在史家胡同51号院长大的。离开这座院子,洪晃说:“这个院子对我最重要的东西我都有了,就是我的记忆,这个谁也拿不走。”

冠华是个极爱自然与空间的人,他对天、地、日、月、树木、花草,都会很动感情。他还特别喜爱月亮,尤其是那一弯新月,简直令他如醉如痴。所以,从报房胡同的三楼单元房搬进我家宽宽大大的四合院,有了那么大的空间,那么多的花草树木,冠华简直是欣喜若狂。他只要有一点空闲,就会在院子里散步,抚摸着一棵棵的树,端详着一朵朵的花。他喜欢玫瑰和月季。我们在北屋房前,开出两块土地,种上月季花,西边那一块种了一枝“山东大白”。那是一种爬藤的大月季,越长越高,爬满了我们搭的架子。春天来临时,它开的花足有百朵以上。“山东大白”正在冠华的书房外面,形成了一片花的围帘,遮住书房的玻璃窗,真的是很美。

洪晃是一个性情女子,做事情绪化,离经叛道。她性格的养成,与史家胡同51号这座恬静美丽的小院相悖,个中原因,且待后人论述。

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在他所经历的无数外交场合,他都是那样亢奋,那样充满激情,那样豪放。他的仰头大笑的照片被认为是他性格的代表作,曾获国际新闻奖。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在冠华1982年癌症复发之后,他和我心里都非常清楚死神正一步步逼近。我时时可以感觉到他对生活的眷恋和对我们这个家的无限深情。我每次从家里取东西回病房,他总要问这院中的每一件事的细节。春天时,我把第一批盛开的那几朵月季花剪下来送到他病床前,他会久久地看着这些花,爱不释手。秋天,我又把我们窗前的并蒂柿送到他面前……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史家胡同也正因她的著作《跨过厚厚的大红门》而声名鹊起。

1982年底,冠华虽然以其惊人的毅力暂时战胜了死神,但是我和他都清楚那只是短暂的抑制。这时候,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想到我们应当回到我们的四合院里去。我们都不说为什么要回去,但我们心里都明白,那是我们最后一段能够在自己的四合院中相依相伴的日子。于是,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5l号院。冠华在那里度过了最后一个春天和夏天。除了下雨,我们天天夜晚在院中散步,要把这每一分、每一秒永恒地刻在我们心上。

章含之的身世颇为传奇。她的生母解放前是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年轻时非常漂亮。因地位悬殊,与她的生父并未正式成婚。章含之出生后,她的生身父母对簿公堂,然而父亲却只愿支付抚养费而不愿负责任,母亲愤怒之下,欲将她送给黄包车夫抚养。最后,身为辩护律师的章士钊收养了这个女婴。

冠华一直在我们的四合院中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年的9月2日,他开始大口吐血。直到此时,我才陪伴他最后一次住进医院,十九天后,他带着无限的未了之情离开了这个世界。

1949年,章含之随养父母从上海迁居到北京。也是在这年的一次圣诞舞会上,年仅14岁的章含之认识了才华横溢的北大才子洪君彦。二人经过了8年的爱情长跑,于1957年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孤零零地坐在北房前宽敞的廊子上,又是初夏时分,又是花开花落的季节。我的眼前跳动着一幕幕昔日的情景。我又见到瘦削而精神的父亲,孜孜不倦地伏案写他最后一部巨作;我又见到母亲那矮小玲珑的身影匆匆来去于北屋与厨房之间;我又见到幼小的妞妞满院子地欢笑奔跑。我当然更看到月光下的冠华,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如果将来有一天,我丢了官,眼睛又瞎了,你就这样牵着我去要饭!”

1960年,章含之和丈夫一同随父母搬进了史家胡同这座古老的四合院,不久章含之怀孕,1961年妞妞洪晃出生,让一家人都欣喜若狂。

悠悠白云从南屋的顶上轻轻飘过,还像那四十年、三十年、二十年前一样。然而这四合院中昔日的主人如今又何在呢?我轻轻地叹息,大概我也应当离开这四合院了!它带给我太多的回忆,太多的创伤,我的心已难以承受!

然而在文革那样疯狂的年代里,人的感情也经受着艰难的考验。这对青梅竹马的夫妻,也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二人感情破裂,最后于1973年办理了离婚手续。

自从冠华离开这院子之后,它再也不是一个家了。有时候,我在有着皎洁月色的夜晚也曾想在院中散步,但我再也找不回那逝去的感觉。在这空空洞洞,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四合院里,我像幽灵一般,多少个夜晚,在一盏孤灯下写着那过去在这院子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四合院是美好的,是铭刻着永远无法忘却的情怀的。但也许如同它四面围拢的形式那样,十多年来,它把我紧紧地围困在这四方的天地中,我的思想、我的心灵从来没有跳出过这块四方的天地。那么,这胡同的逐步消失也许倒会最终使我自己得到解脱吧!回想起来,自从1949年来到北京,将近半个世纪,我都没有离开过四合院。从东四八条到史家胡同,我一直生活在四面围困的院子里。近来,北京的外国人对我的院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来了好几批参观者。带着倾羡的心情来到这四合院里的人可谓不少,他们赞叹一番之后都回到他们各自的现实生活中去。唯独我却深深地扎根在这院子里,有时候,我真的感到压抑和沉重,我觉得我像是这院子里的一个出土文物,永远属于这里,大红门外的生活与我无缘。不论我在外面做些什么,最终还是回到这已经只剩下我一个人的院子里。

早在1971年,还在外语学院当老师的章含之,被毛主席点名调入了外交部,也因此与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相识。22岁的年龄差距并没有阻止两人的相知相爱,在随后的艰难岁月里,谱写了一段爱情传奇。

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多往外跑,去外国,去热闹的现代化的城市。我想寻找一个使我心灵摆脱四合院的缺口。但是日子一长,我又想念我的院子,如倦鸟归林般急匆匆赶回来。一进我那熟悉的庭院,我又如释重负,享受着那份只属于我的孤独。

当年,乔冠华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明星,也是新中国外交史上的赫赫功臣。两人的相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章含之在书中曾经回忆道,那是1973年5月,国务院管理局对这座四合院进行大修。章含之暂时搬到前院传达室安身。那时,她和乔冠华正在恋爱,他们就在堆满家具杂物的传达室里一杯清茶,促膝长谈,年龄的差距,官职的悬殊,丝毫没有阻碍感情上的完全融合。

生活就这样延伸下去,我总是徘徊于历史与现实之间。我很想突围走出这四合院,我却又如此深情地依恋这四合院,因为它的每一块砖都铭刻了我的欢乐与悲哀。守着它使我心碎,离开它使我失落,而从远方回到它的怀抱里又令我心醉。我想这种四合院的情结大概我此生都难以解开了。

然而那时的中国,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外交部已被确定是犯了右倾错误,乔冠华更被点名为“乔老爷的贼船”。

此后的一段时间,乔冠华的处境一直十分困难,章含之和乔冠华的交往为了避免政治上的麻烦,也转入了“半地下”状态。

1973年12月,乔冠华与章含之终成眷属。开始时,曾想尊重习俗,章含之搬到史家胡同55号外交部为乔冠华装饰一新的新宅。周总理听说后,考虑到这样一来,就无人照料章士钊先生的故居,因此劝说乔冠华搬到了史家胡同51号。

由此,史家胡同51号也见证了两人风雨相伴的10年光阴。章含之在书中常常忆起:“从初夏到深秋,我们常常在深夜的月下散步。时间久了,冠华统计出,走一圈院子是八十步。在银色的月光下,冠华几乎是与白昼里全然不同的一个人。他没有了好胜雄辩的气势,脸上常常有一丝淡淡的伤感。我常常想,不知道这世上有几个人能真正懂得他的心……然而,又有几个人看到过清澈如水的月光下的乔冠华?他是那样沉静,那样柔和,而且那样的忧伤。这时的乔冠华,只有这深深的四合院与我一起陪伴着他,聆听着他倾吐内心的感叹。”

1983年,乔冠华去世后,章含之独自守着这座四合院,直到2008年1月26日,永远地离开。

洪晃从出生到12岁出国留学,一直生活在史家胡同51号院。章含之一直觉得,女儿“并不属于这个四合院历史的一部分,因为她少年时代就离开了这院子,她无法理解这四合院凝重的历史感。”

然而当外交部一纸诉状将洪晃告上法庭,要求洪晃腾出老宅时,她心里很难受,“毕竟住了五十几年。所有的记忆都在里面。”

在洪晃的心中,史家胡同51号的四合院,就是她的家,这里的一砖一瓦都让她揪心。院里的海棠树,就是她生下来时章士钊先生种的,还有章含之在书里说到的梨树,甚至小时候摔了一跤的台阶,都会让她想起童年的时光。

然而洪晃也坦言,因为那个年代还没有房产证,所以史家胡同的房子肯定是要交出去的。

如今,虽然四合院的命运尘埃未定,但40多年以来,这座四合院随着它的主人经历着历史的浮沉,目睹了发生在这院子里的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也随着院中的主人经历了荣耀与屈辱,经历了车水马龙的繁华富贵和门前冷落的世态炎凉。它已经随着那段历史,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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